我们为什么需要庆典？
——9888拉斯维加斯法学院三十周年院庆致辞
蒋大兴
（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）
尊敬的各位师长、亲爱的院友们：
大家好。每个人都会说，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、重要的日子，我们很多人围坐在这里，是为了湘大法学院的三十周年庆典。也许在将来，我们还会回忆起今天所发生的事，在这里见到的人。我们仍然会激动、欣喜和感激。我看到院网上的院庆材料，都用红色装点，充满喜庆。说实话，这还让我想到——已经逐渐被遗忘的红色年代，以及存在很多争议的红歌。在湘潭，这其实是有某种特殊意义的。
我们每个人都因为相同而又有些不同的原因回到这里。有人是为了庆典，那些成功的院友，他们必须回来，否则会被认为是不讲义气；还有人是为了回忆过去，为了寻找青春的足迹或湘菜的味道；更多的人是为了看望多年不见的老师、同学，或者老相好，甚至是根本没有见过的、漂亮的小师妹；当然，也还有一些人，例如，今天坐在这里的学富五车的专家学者——我们亲爱的老师，他们可能是为了学术，为了所谓的“法治湖南”……。尽管我们内心很清楚，就算我们在这里开一整天会，喝一整天酒鬼、湘窖或者浏阳河，法治湖南的进程也不会有多少改变，但我们仍要坐在这里，进行这样的努力。因为，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——这是一种精神和态度。
庆典是一件很累人的事——例如，师兄们常常会因为记不住结婚纪念日而被老婆责怪，可这不意味着你对婚姻不忠诚；相反，记住了并浪漫了结婚纪念日的那些兄弟，也不一定就是一夫一妻制的坚定拥护者。还有，我相信廖永安院长这几天最不想做的一件事，就是跟人说话。可是，他必须不断地跟人说话、很热情地跟人打招呼——在庆典中，我们确实要做一些可能不太高兴去做的事，甚至还可能会产生一些误会、一些不快。那么，我们为什么还要庆典，这样的仪式到底有什么意义？
中国是一个庆典的社会。民间庆典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“还人情”，就像结婚，大操大办可能不仅仅是因为高兴，还是为了有机会把婚前送出去的礼金捞回来——人情就是不断地轮回。我们每个人，一生中都会参加很多类似的活动。我们也会不断地纠结是否还要继续参加，一些人开始逃避庆典，甚至，以习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，也开始来管这样的事。如果庆典确实如此劳心费事，那么——我们为什么还需要庆典？
今天的这个仪式，部分地回答了我的问题。对学校而言，庆典是为了传播一种责任、一种信仰。从我们毕业的那一天开始，我们就不断地被“世俗化”和“社会化”——有时真的不太容易说清楚，这到底是进步，还是退步？高校——这一曾经最纯洁的精神场所，物质得越来越像一个 “商人”。我们用管企业的方法管大学，大学成为一种生产基地，完全被动地适应着“高度商事化”的社会的各种需要、我们被动地不断从社会接受着受订单——相反，大学作为知识的创造者，作为道德的守护神，作为社会改造者的角色和功能在不断淡化。这一点，我们只要看看大学校董机构的组成就非常清楚。
今天，最受青睐的校董，不是著名学者，而是成功的、能带来物质资源的政治家、企业家或社会知名人士，校董会成了企业家和精英的俱乐部，而非大学的精神养成机构。高校仿佛没有钱、不位于发达区域、没有教师办公室，没有课题经费，就寸步难行。可是，我们忘记了，世界上还有一些很好的大学，它们不在城市中心。我们也忘记了，那些严谨的学术前辈，他们居于斗室，生活简单，却创造过至今仍令我们难望项背的辉煌。因此，我们需要沉淀下来思考——当我们有了越来越多的大楼、越来越高的收入、越来越多的项目、甚至各方面越来越接近发达区域时，我们是否也越来越靠近学术？我们是否清楚我们的使命？这是一个很难回答却需要正视的问题。
因此，我很感动法学院将三十周年院庆设计成一个特别的学术聚会，这是一种智慧，这显然也隐含着一种追求。大学，不仅仅要能回应社会的需求，还要有独立反思和评价社会的能力——我这里指的是所有的大学，无论它是靠近中央，还是偏在地方。如果我们不能成为社会的脊梁，如果今天的社会，大学全部丧失了这样的能力，那么，中国将没有希望——大学将堕落为低级的培训机构。我们也将——不再需要、不再怀念、不再期待大学。
这样的一种反思，是对常识问题的纠结。我们经常顺应常识、屈从常识，可是，我们也经常在常识中一而再、再而三地犯错。例如，我们的社会包括法律人，都有很多误解，我们总以为法律人会对法律更忠诚，会更少违法——于是，我们普法。其实，法律人只是比其他人更懂得如何运用法律去算计，他们只是更早地知道了违法的结果而已。公平以及正义，常常只是被虚幻在法律人的笔记里。
很多情况下，是我们法律人建立了秩序，可最终又是我们自己颠覆了秩序。最近的很多案件一次又一次验证了——法律人是精神分裂的群体。人类选择法治，本来试图通过法律实现秩序，可是，在几乎所有有关正义的领域或问题上，我们法律人都很难达成共识，甚至沉默成为一种习惯和理性，这已经成为一种常态和病态。我们很痛心——在这个动荡不安、秩序混乱、价值观迷失的社会，法律人是否仅仅只是消极、保守的秩序守护者？而且，仅仅是作为秩序的守护者，我们是否坚守了底线——我们做到了吗？
总之，有很多常识会影响我们的判断。当我们以法律人角色自居、为法律人自豪的时候，我们其实可能没什么值得自豪的。当我们把大学当成“经济人”，让大学一味地、天经地义地适应社会需求时，我们就弱化了大学的功能，遗忘了大学批评社会、创新知识、延续传统的责任——所以，我们需要反思大学甚至教育的存在意义。我们每一个从大学走出去的人，都有这样的权利、义务和责任——去完成这样的反思。
作为一名湘大的法律人，我爱这片土地，我们始终保持着一种黄土般的执着。在感恩的同时，我期待我们的庆典可以更多地传播——这种重建或者维持大学学术传统的意义。我相信，这也是今天以及未来，我们之所以会聚集在这里的原因之一。
最后，所有的感谢、感恩和祝福，都在不言中。谢谢大家。
